专家：“三新”是“十四五”规划的红线

       “中央对历次五年规划建议都是有一条红线的，”11月5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国经中心举办的第134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上介绍，“贯穿‘十四五’规划的红线就是‘三新’。”

      日前结束的十九大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

      所谓“三新”，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杨伟民认为要把握三个关键词：格局，是对我国经济规模、结构质量、形态方式等的总体概括；循环，打通堵点，畅通生产、分配、需求的循环，以及国内国际的循环；大循环，是就国家经济整体格局而言的，不是一个地区、一个产业、一个企业的小循环。

      创新是首要任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亮点，”杨伟民表示，将对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决定性作用。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被提到了首要地位。

      “我们消费了世界能源的24%、铁矿砂和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60%以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表示，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增长方式，不仅会受到资源环境日益紧张的约束，全球范围内也没有这样大量的资源为中国一国所用。

      “此外，我国的劳动力绝对数已经下降了，人口总数在今后10年之内达到峰值，老年人占比逐步上升，要靠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增长来支持经济增长也无法实现。”张晓强表示。

      张晓强强调，现在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坚持创新的核心点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依靠人才素质的提升和劳动生产力的稳步提升，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们以大量引进先进适用技术作为重要方式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发展生产，这种方式现在看来难以为继。”张晓强表示，这几年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已经从过去的跟跑逐步转变为部分领域跟跑、部分领域并跑和少数领域领跑，在并跑领域中要获得优势、获得产业和技术升级，引进消化技术的空间大大减少。

      “欧盟过去与我国合作居多，现在中国跑得快，欧盟觉得双边关系中竞争性突出了。美国对我国5G的打压，对高水平进口集成电路的限制，将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列入威胁美国的实体清单，这种客观事实让我们清醒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必须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张晓强表示。

      杨伟民表示，我国“十四五”期间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及其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重要领域、“卡脖子”和面临“断供”领域，要逐步实现自主可控，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张晓强介绍，目前我国在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含金量上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2.23%，美日分别为2.8%和3%左右，2019年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增加到6%，这是近些年最高纪录，但是日本、美国的比重高达17%。2019年，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万人拥有量仅为4.2件，大约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这也是我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原因。”张晓强表示。

      “《建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注重原始创新，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全面发展新优势的战略举措。”张晓强表示。

张晓强提醒，在注重创新的同时，还要避免一拥而上造成重复浪费。

      “现在很多地方企业都深化了对掌握先进核心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也确实出现了不顾条件一哄而起、遍地开花的情况，例如，全国30多个省市制定了自己的氢能产业发展规划。需要关注的是，每个省市自己联合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要自己全面掌握完整产业链的所有核心关键技术，这样就不错过‘新增长极和万亿元盛餐’，这很有可能造成分散和重复，造成本就宝贵稀缺的科技人才和资金浪费。”张晓强表示，一定要按照《建议》所提出的原则，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进重点领域和项目落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核心是循环畅通

      “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核心要义是循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这不仅意味着内外关系要处理好，还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生产要素私有流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内生动力。

      杨伟民表示，坚持扩大开放，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不是不开放，不是要减少进出口总量，而是要继续当好“世界工厂”，还要当上“世界市场”，做大国内强大市场，增强我国强大市场磁性，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王一鸣认为，生产环节要重点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过去几年，要素成本提高，关税成本提高，我国经历两轮较大的产业外移压力，新冠疫情带来国际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对我国供应链稳定性提出了新挑战。我国总体处在产业链中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共存，产品质量性能，核心零部件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寿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需要补链。”

      杨伟民认为，应该提高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

      同时，还要“提高消费需求占国内需求的比重，提高消费品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扩大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绿色低碳产业比重，增强生产结构对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的适配性。”杨伟民介绍，2017年我国GDP的最终使用中，32.95%用于居民消费，而当年的劳动报酬为42万亿元，占GDP的51.40%。

      “近几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消费不足，除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和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外，也是因为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有消费需求但生产不足，需要进口。”杨伟民表示，“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使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需求特别是消费结构的变化。”

      “很多产业不是技术原因生产不出来，而是各地规划基本都不重视消费性产业，尤其很多属于服务业，例如住宿、餐饮、广播出版新闻电视、航空旅客运输等，进口依存度很高，出境游人次越来越高，说明我们自身旅游地供给不足。”杨伟民表示。

      口袋里钱多了，才有胆气花。“我国基尼系数高于0.4已经有十几年，新冠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大，今年收入差距还有扩大的压力。”王一鸣认为，城乡双向流动循环尚未形成，资源长期单向从农村流向城市，例如农村的土地增值收益、金融资源以各种形式流入城市，农民工进城落户定居仍有限制，导致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所以分配环节如何解决，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扩大”。

      杨伟民建议，“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长同步于或快于经济增长，稳定或提高居民消费率。”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革命，涉及总供需格局、分配格局、需求格局、技术格局、产业格局、生产格局、城乡格局、空间格局、开放格局等的调整优化，甚至某些方面需要重建或变革们需要深入研究。”杨伟民表示。

      （编辑：孟庆伟 校对：彭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