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这场“来自最高层关注”的东风，未来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将迎来飞速发展。但在实践中，区块链本身比较复杂，难以理解，还需更多的宣传、教育和推广。

从以往的状况来看，行业发展往往会伴随着泥沙俱下。此前，这种情况也导致公众对区块链技术产生一些误解，且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行业泡沫和技术泡沫。

未来，区块链技术势必进一步得到我国相关部门和各类产业的重视，从而掀起一波区块链技术大规模产、学、研、用的高潮，而这正好是一个区块链行业正本清源的时间点。

我曾多次撰文写道，区块链技术背后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最大的价值意义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也是我首次在国内提出的一个观点。

区块链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种在技术基础之上对政府治理方式、监管和法律规则的重构。区块链和互联网、人工智能相比，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其通过技术实现规则层面的重构、共识机制的形成、法律制度的改变。区块链的关键优势在于，它能改造和提升旧的生产关系，使之更好地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所以，它比单纯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更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

因而，我认为，区块链是通向数字经济、数字文明的“钥匙”“通行证”和“基础设施”。

从抽象层面的认识入手，如果说人工智能是生产力，大数据是生产资料，那么区块链就是生产关系。它一方面为大数据、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又能在人与人的生产协作方面产生重大的变革和影响。

这种变革意味着，其能够改变过去由股东垄断利润的局面，让更多的消费者、普通的劳动者等相关提供数据的主体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分配。这种变革也充分体现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平性和平等性。故而，区块链的本质价值就是对生产关系的重构。

目前，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但其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在发展过程中不一定能完全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P2P和股权众筹的监管经验为比特币的监管提供了教训和经验。最大的教训是需及时监管。特别是当创新型行业的未来发展不太明朗时，人们又往往会依赖监管的动向来判断行业未来的走势。

因此，适当的监管机制将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监管必须根据区块链的发展而不断调整，适应不同阶段的需求。

在区块链尚未成熟之前，监管应着力服务于区块链的健康发展，以及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防范和预见。我一直建议借助监管科技(Regtech，我将其翻译为“技术驱动型监管”)，来进行主动的、动态的、分布式的、及时有效的监管。

对区块链的监管需要打破传统，采取一些新型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链治链”，也就是建立起“法链”(RegChain)，借助区块链技术来对区块链行业进行监管，建立金融监管从双峰到双维的框架。

若区块链技术被用于监管而非将监管者排除在外，那基于区块链的规制系统，无疑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西方的一些理念与我国国情不符

其次，我在研究区块链问题时就发现，传统的一些理念包括西方的一些理念，与我国国情并不相符。而在实践中又需要关键性的理论加以引导。

因此，我在自2014年以来参与贵阳的大数据交易、区块链技术应用、“双创四众”等实践案例和模式探索的基础上，进行概念创新和理论突破，提出了“共票经济学”的数据理论。我希望借由这一理念，真正把数据变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一个核心的实现手段与实现工具。

我将共票翻译成英文Coken，而不是token。“共票”这一概念恰恰可以表达股票、粮票、钞票的三票合一。“共票”，一即“共”，凝聚共识，共筹共智，是能够真正共享的股票；二即“票”，支付、流通、分配、权益的票证，是股票、粮票、钞票三票合一。共票并不是金融工具，而是一个利益分配的机制，是一个基于数据价值确权的机制。

共票意味着能够改变过去由股东垄断利润的局面，让更多的消费者、普通的劳动者等相关提供数据的主体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分配。此种变革亦充分体现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同时更能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此外，区块链的大规模应用涉及多个方面，密码学、法学、哲学、经济学、金融学等各类领域交织，其代表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其隐藏的可能解决模式选择。

在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竞争的冲突凸显了数字经济的内生矛盾。在这种境地下，更需要我们结合发展实践，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理论，并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新京报